侯蒙长出了一口气，话题终于转回了北洋事务局，他语气轻松的说：“密州风物，哪比得上扬州、杭州……相公，这军械一事，还有什么说的？”
赵兴点头：“军械一事，我们已经商量完了：三百杆‘宣和式快枪’，我再没有其他，不过快炮数量不限，只要你采购炮船，船上必然安装七门快炮。”
帅范补充：“旧式步枪任你采购，数量不限。”
侯蒙沉思片刻，勉强点头：“唯有如此了！只是三百杆不够，我可不可以把小石将军单列出来，他或许有另外的门路，能从你这里搞到额外配给的快抢。”
帅范回答：“他自己也就搞到了五十杆，不过，小石这孩子也认为这就够了。快抢这玩意实在是一头吞金兽，一名士兵至少要打两千发子弹，才能训练出射击的感觉，铜子弹价值不菲，估计他也给弹药的开销闹怕了，所以只打算要五十杆。”
侯蒙立刻抛开了这个话题，专心致志的享用起鱼脍。
不一会儿，炙鳝鱼也端上了，这是依据宋代“分食制”端上来的菜，按礼节要先让赵兴评鉴。这种分食制下吃饭，很类似现代的日本料理：整整一条鳝鱼盛了三个盘子，盘子很大，菜很少，每只盘子中央放了一小撮鳝鱼段，旁边配了一点水果、香料做点缀。
鳝鱼端上来的时候，原本应该退下的梅三娘走上来致谢：“多谢侯大人夸奖，只是‘京城无脍’倒不值得忧虑，奴家恐怕的是天下无脍。”
侯蒙尚没有回答，帅范抢先插嘴：“怎么，萧峰那小子不许你开店？”
梅三娘于赵兴面前盈盈拜揖：“相公，大郎，奴家五代单传梅三娘的技艺，自奴家嫁人后，这‘梅三娘’的称号因奴家而绝，奴家因此愧对祖宗。还请太尉大人垂顾，劝一劝奴家的夫主。”
梅三娘的丈夫萧峰有赵兴家奴的身份，但梅三娘恳求赵兴却不跪下，这不是因为不尊重赵兴，而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站立的王朝”。
自唐迄宋，由于汉人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俗，引起礼节上的变化。一般是行揖礼，连带有叉手和唱喏。《事林广记》卷４有《叉手法》和《祗揖法》的礼节。
在宋代《夷坚支丁》卷５《李晋仁喏样》还记载了一个笑话，说李祐为县令，参拜磁州知州，“初上谒，鞠躬，厉声作揖。守惊顾，为之退却”，亦即叉手行礼时时唱喏声音太大，吓坏了上官。
被人提醒后，李祐“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敢）启齿”，知州又“大怒”。李祐也怒了，立刻用公文形式书面询问知州，具状说：“高来不可，低来不可，伏乞降到喏样一个，以凭遵禀施行。”——我行礼的时候你感觉到声音高了不成，低了也不成，那行，你给我唱一个喏做样板，我按照你的标准行事。
此举成为当时的一个官场笑话。
而《崔莺莺夜听琴》第三折也记载，张珙见红娘，称“拜揖小娘子”，红娘唱“则见他叉手忙将礼数迎，我这里‘万福，先生！’”说明当时宋人，连仆人主人之间也确实不用跪拜。
但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见面礼又各不相同。《金史》卷３５《礼志》说：“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复却，跪左膝，左右摇肘，若舞蹈状。凡跪，摇袖，下拂膝，上则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复以手按右膝，单跪左膝而成礼。”但有的记载是跪右膝，蹲左膝，左右膝位正好相反。蒙古人最初是左膝下跪，后改为双膝跪拜。
至于跪礼后来又怎么成为“中华传统”，文天祥有记载，《文山先生全集》卷１７记载他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
文天祥是对元朝丞相说这话的，用最简单的文字描述这番话就是：宋人不跪。
按他老人家的意思，宋人即使见了皇帝，也没有下跪的习惯（至少很少跪拜），而描写宋人下跪的，那一定是明清穿越人士，他们误把明清习惯搬到了宋朝。
文天祥这一说法记录在《元史》中，说明蒙古人是认可文天祥这说法的——这一点，在元朝所写的反应宋人生活的戏剧中都有反映。这也证明，描写宋人下跪的，绝不可能是元代人士。
赵兴放下筷子，询问：“怎么？我前不久听帅督师说，你有意在杭州开店，以传承梅三娘的名声，怎么，萧峰那小子不允许？”
梅三娘再拜：“大郎说他现在好歹是官身，不许奴家抛头露面。奴家再三劝解，大郎依旧执拗，请相公做主——奴家当初的媒人可是相公，你不能不管啊。”
萧大萧二兄弟现在除了负责赵兴庄园的保卫工作，还挂上了杭州马军都头的官位，部下统领一百名骑兵，这就是萧峰嘴中所说的官身。
侯蒙有意无意煽风点火，他闲闲的说：“天下无脍——好大的罪名。”
赵兴笑了：“萧家兄弟眼屎大的官，也敢说官身？！你回去告诉他，我家几个妻妾尚且抛头露面打理家务，这就是大宋，让他少拿辽国那套来说事。要有一名宋官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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