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东方、章惇发表元祐党论，将元祐党人的名姓刻在碑上，凡列名碑上的元祐党人都是国家与民族的罪人，他们的著作都要查禁与烧毁、他们的学术理论要封杀，甚至他们的字帖也不容许收藏。在这股焚毁查禁风暴中，苏轼发明的龙骨水车、秧马都要不能幸免。除此之外，还包括李公麟所绘的《西园雅集》图……
赵兴是在府邸接受了王颖递交的朝廷诏书，他懒洋洋的扫了一眼，抱怨说：“某家也是元祐年间中举的，而且是在老师坡公名下中的进士，怎么元祐党碑里没有我的名字？”
王颖脸色都绿了，他肚里一直抱怨：“天啦！这元祐党碑还要争列其上，他以为这是荣誉吗？”
王颖不知道，被王安石党徒迫害的经历，在宋代还剩下的岁月里，确实是一个无上的荣誉。许多元祐党徒特地在自己家门口设立一个元祐党碑，然后用红漆勾画自己的名字，而百姓见到元祐党碑竖立家门口的庭院，也说不出的敬仰，认为这些人都是正人君子，心里装着百姓苦难，不是那些一心要“代表人民声音”的党棍。他们从这样的门庭走过，都自觉的下马落轿，步行而过。
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直到满清入关，这一习俗才正式绝灭。
王颖嚅嗫地回答：“章相公说了，朝廷打算专门设立一个机构，为元祐年间受贬谪的、受迫害的、受打击的官员百姓伸冤。另外，这个元祐党碑必须设立于各个州学，以警示学子……”
赵兴打断了王颖的话，摸着下巴，若有所思的说：“要论起来，元祐年间，数青唐人被迫害最重，因为我们的大军在元祐年间彻底粉碎了他们入侵的希望，并将他们的土地正式占有——朝廷有没有意思给青唐人平反，承认他们杀戮宋人的合法性，归还他们被夺占的土地……什么，没有？！看来朝廷还没有糊涂到‘宁要本党的野草，不要异党的麦苗’，有救！
哈哈，王察访，我得向你老实承认，我这名元祐党徒也迫害了——不对，应该说我严重摧残了嘉宁军司、摧残了西夏人，摧残了西夏的张五公子，朝廷现在把我都贬到了岭南，有没有意思为西夏人，为张五公子平反昭雪……”
王颖决定无视赵兴的话。
这一段时间里，王颖已经逐渐的安静下来。这人都是喜欢安逸的，王颖一旦不跳腾了，他立刻感觉到在广东这个瘴疠之地当官的好处。在广州当官都做什么？王颖自己的回答是：早晨去酒楼报到，晚上在“春江花月夜”消遣。至于公务——全广州官员都这样，连各州知州也都是挂一个头衔，光拿钱不干活，因为所有的行政事务，都由赵兴任命的学生（小吏）把持。
广东钱多，隔三差五都给官员发一些说不上名堂的钱款。刚开始赵兴还费尽心思的琢磨发钱的理由，后来干脆不费事了，广东官员也懒得问为什么发钱，只要衙门里吼一嗓子“发钱了”，官吏们便老老实实、兴冲冲排队领钱。
这里钱多事少。只要不给赵兴找麻烦，这样的日子就能永远下去，三年到任会获得一个好的考评，如果想续任，跟赵兴说一声，不想续任，则依仗丰厚的宦囊自己去京城活动——在这种悠闲的日子下，王颖已经彻底屈服了，他现在也跟文勋学习，每天让赵兴派来的属吏起草一份文件，誊写两份。一份送交赵兴，等赵兴许可，就将留在手里的那份文件快马送交京城。
这样的日子久了，王颖也习惯了，他已经发现，自己也成了广东利益圈的人，所以否定赵兴的话，他既没有胆子，也不敢想象，只好在肚里嘲讽几句。
赵兴似乎没有察觉王颖的沉默，他把目光转向万俟咏、转向帅范。帅范把脸扭过去，不迎接赵兴的目光。万俟咏则摸着山羊胡，若有所思的提醒：“大人，现在是‘县召’了。”
赵兴今年的三年任期满了，按规矩他将在二月份迎接考评，以决定是否调任。
万俟咏这一提醒，赵兴摸着脑袋，回答：“看来，我需要给朝廷找点事……这样吧，向朝廷汇报，广西发生动乱；大理南部动荡不安，西南夷入境抢劫……”
王颖嘴唇一哆嗦，他想站出来问一嗓子：有你这样作假的吗？当着我这个朝廷察访使的面，就敢直接编造谎言，那还让不让我活了？
但王颖不敢把这话说出来。
帅范敢说，他一晃脑袋：“广西有动乱，那也该张田说，大人说不合适。”
“那就让张田说，告诉他大理确实有动乱……”
大理确实有动乱，这动乱是赵兴挑起的。
正旦日，赵兴的钟楼揭幕。同月，十字军攻占敖德萨和安条克，建立起最初几个十字军国家。
赵兴捐建的善阐府钟楼是广西广东驻大理的宋商会馆，赵兴还在会馆里派了一名官员“驻泊”。这座钟楼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综合性机构，它底下是一座大商厦，楼顶四座钟楼式“楼上楼”，分别是一座寺院、一座医院、一座官舍、一座商人办公点，以帮助宋商适应大理生活。楼顶寺庙是景教寺庙，教堂大厅、莲花十字架下，救世主的画像上刻着一句基督教以及阿拉伯教通用的名言：“天上地下，我是唯一，我是唯一的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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