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随手从怀里摸出一张账单，递给苏轼，顺手问：“老师，那些伪钱的事情怎么样了？”
苏轼摇了摇头，脸色有点不好看：“伪钱的事情倒不算什么，为师将那箱藩外铜钱呈到堂上，御史立刻没有言语……他们现在不关心伪钱问题了，有更大的事情让他们操心。”
更大的事，还有比伪钱更大的事？赵兴查根问底：“老师，那伪钱怎么算？是否要查禁？”
“不会查禁，有朝臣甚至建议：我大宋过去流出铜钱无数，现在诸藩国既然能铸造出这么精美的铜钱，不如阴使商人前去这些国家，收购这批藩钱，以解钱荒……”
赵兴已经注意到了，苏轼刚开始把那批钱称作伪钱，而后则称为藩钱。实际上，这正是金属货币的特性。
金属货币不同于纸币。欧洲的繁荣也正是因为十字军东征，掠夺回来打量的埃及金属货币，这才让中世纪经济得以腾飞。大宋繁荣至今，它掌握了亚洲诸国的铸币权，如果宋朝不限制铜钱的流出流入，它反而能利用暗中掌握的铸币权，凭空获得巨大的利益。
如果真能实现这一步，那么在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实际上等于周边国家出钱，帮助大宋与他们作战……而这种行为，不懂经济学的野蛮人压根就察觉不出。
私钱问题解决了，赵兴看到苏轼愁眉不展，好奇的直想问，但想到他现在只是个白身，故而先由话头挑起：“昨日师尊不在，有太学生周邦彦来访……”
苏轼叹了口气：“此事我已经知道，让下人送上一些程仪吧……对了，你那一箱藩钱已经发还，回头你抬走。”
赵兴对那箱钱不屑一顾：“杂钱而已，师尊留着把玩吧……嗯，程仪，周邦彦怎么了？”
“程仪”的意思是友人送别时赠送的路费。
“走了好，走了好”，苏轼感慨说：“现在正在风头浪尖，周邦彦此时贬谪出京，未尝不是件好事。”
赵兴明白了：“原来周邦彦是听到了贬谪的风声，所以才四处活动，希望能够挽回，但显然他的努力没有成效。”
周邦彦为何会贬谪，用脚后跟都可以想出来。这厮昨晚句句不离替新法辩护，在旧党当政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理所当然的被踢出权利中心。
但显然，周邦彦的贬谪似乎与苏轼嘴中所说的那件大事不相干，赵兴眼珠转了转，继续说：“老师知道吗，昨天我封了一个眼屎大的官，迪功郎，传旨的阁长名叫童贯。”
眼屎大，苏轼被赵兴的风趣逗笑了，人一开心，说话就少了顾忌，苏轼接口说：“我倒不知道哪位宦官名叫童贯……他倒不是特意为你这个小官而来的，他是奔军器监太监而去的，军器监案爆发了，前任宰相蔡确也被卷入其中，这是件泼天大案……”
“军器监案”很复杂，后来屡经翻案。但要简单的用现代语言描述，三言两语就可以交代清楚：当时的国务总理（宰相）是蔡确，他的弟弟蔡硕是后勤装备部长（军器监太监），蔡硕希望将军队装备的任务承包出去，当时建设部（工部）不同意，但他的哥哥国务总理批条子了。
于是蔡硕任用其亲信窦长裕、刘仲昕为采购官，将伪劣产品高价采购后，装备军队……这一事件案发了。
原本，这样的事件应该官官相护，被隐瞒下来，但这是宋朝，宋朝连国务总理的贪污都不放过，这个案子随即掀起滔天巨浪，牵连的高官无数，由此引发了元祐年代的第一次政坛地震。
这是大震荡，相比之下，于国有益的外来铜钱输入，只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谁还关心那个。
李宪身为懂得军事的太监，军器监大案自然要倚重他的见识，他派出了手下所有的太监四处活动，而童贯只是其中之一，宣布赵兴为迪功郎也是顺便的事。
苏轼对这件巨贪案没有特别激烈的情绪，他反而有点心灰意冷。向赵兴详细交代了这件案子的经过后，被引到岔路上的苏轼最后才想起，他把那箱被当作证物的藩钱忘了。
但看到赵兴也完全遗忘了那箱藩钱，苏轼转念一想，几万贯的东西，根本不放在赵兴眼里，而赵兴应该分给他的红利何值几万贯，以对方的性格，定会想办法补偿他的，所以苏轼马上想开了，将那箱铜钱的归属问题丢到了脑后。
分派出送给周邦彦的程仪，苏轼看了看和乐楼送上来的账单，吃了一惊：“三十四贯，这么贵？”
三十四贯确实贵了点，汴梁城通常一桌酒席也就二两银子左右，可苏轼不想想，他们当晚吃的是什么。
不过，这价格与苏轼原先的预期相差了很多，他其实是个节俭惯了的人，当晚的酒席本打算十两银子打住，但没想到和乐楼知道赵兴在此，自然会尽出法宝，讨好这位大供应商。在赵兴的指使下，他们把许多平价菜，都换成了顶级产品，所以才有如此高昂的价格。
虽然新近得到一笔巨款，但苏轼依然有点心疼，想当初，他贬谪黄州时，三十贯可以让他在黄州快乐的生活一年，现在这笔钱还不够支付这顿酒席，让他不免有点心疼。
苏轼还在沉吟，端茶进来的王夫人轻轻踩了他一脚，苏轼立刻醒悟——咱现在也是“有钱淫”了，那一箱子作为证据发还的藩钱，就值数万贯，从里面捡四枚金币，足够打发这顿酒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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