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此次南侵首领，一个名叫墨尔根，另一个名叫格根，还有一个叫昆都力哈。
墨尔根就是史书里的“吉囊”，只因这厮身为蒙古副汗，而副汗在蒙古语中又是“济农”，音译误差之下墨尔根便成了吉囊。
格根则是后来的“俺答汗”，俺答即结拜兄弟之意。隆庆皇帝封其为顺义王俺答汗，意思是“隆庆帝的结拜兄弟亲王可汗”，简称俺答汗。
昆都力哈是喀喇沁蒙古首领，大明呼其为“老把都”。
为了方便阅读，在此把他们称作吉囊、俺答、老把都。
吉囊今年二十一岁，俺答今年二十岁，老把都今年十七岁，兄弟三人虽然年轻，但早就已经威震草原。三年前，他们带兵征讨兀良哈部落，已然收复北元旧庭及周边广袤草原（即今蒙古国中部）。
其辖地，北至乌兰巴托，南到河套地区。
“兄长，咱们一路打来，明军都没有动静，看来报信之人说的是真话。”俺答高兴道。
吉囊也非常满意：“明军内耗，正是我们的大好良机。”
老把都大笑：“这次要抢光整个大同！”
从兄弟仨的对话就知道，蒙古大军这次南下，是有大明边军前去报信所致。
明代中期，大同乃九边之首，战兵最多，军费最高，糜烂程度也最严重。
历史上，仅在嘉靖年间，大同镇就前后爆发四次兵变。第三次兵变的时候，甚至主动勾结蒙古南下，无非是借外敌彰显自身重要性，逼迫朝廷招抚时答应过分条件，同时索要更多的京运粮饷。
嘉靖朝糟糕至此，一是朱厚照留下的隐患，二是大礼议内耗太严重。
由于朱厚照好大喜功，提拔了太多高级将领，导致武官含金量严重贬值，并且破坏了武将的正常升迁。朱厚照偏爱江彬和太监，又爱超阶提拔武官，于是大同镇的总兵、副总兵、偏将这些职务，只要给江彬、太监行贿丰厚就能获得。
高级武将靠送银子上位，得到官职之后，自然疯狂盘剥士卒，边镇情况迅速恶化。比如应州之战，战功仅次于王渊的大同总兵王勋，因为送的银子不够，战事结束就被明升暗降了，换上一个阴险狡诈的朱振。
而嘉靖朝大礼议，文官互相争斗，无暇顾忌边事，甚至政斗还波及到边关将领，进而加剧了正德朝留下的隐患。
这个时空有王渊存在，江彬死得更早，也没有什么大礼议，按理说应该要好一些。
但是，朱厚照选择收复大宁，还去辽东打了一波。
前后两场对外战争，都需要动用大量军费，大同镇的京运近乎断绝。武将捞不到中央补贴，就变本加厉压榨士卒，大同的情况甚至比嘉靖初年更严重——京运并非必须的，仅为前线经费不足，由中央补助军费的临时措施。
嘉靖朝由于大同彻底糜烂，才把京运变成固定项目，完全靠中央砸钱维持大同稳定。
若非隆庆朝的“俺答封贡”，以大同镇的糜烂程度，恐怕大明朝的国运更短。那是一出宫廷伦理剧，俺答汗爱上自己的外孙女（兼孙媳妇），而且还真抢过来了，被爷爷戴绿帽的孙子因此投靠大明……
综上，大同镇已彻底糜烂，要么依王渊的想法彻底改革整顿，要么像历史上的嘉靖那样由中央拨款维稳（一个大同镇，到了嘉靖末年，竟消耗七成以上的中央军费拨款）。
“兄长，既然各堡明军固守不出，那就在外面抢一圈回去，”俺答虽然年轻一岁，却性格更稳，“大同镇太坚固了，我们是不可能攻下的。”
吉囊一向头铁，性格坚毅、暴躁且凶残，他说：“根据明军情报，只要我们四处劫掠，那个总督席书就必须出兵。他如果不出城跟我们打，这次明国的一切损失，罪名都会安在他头上！所以，狠狠劫掠，闹的动静越大越好，把席书从大同城引出来。”
俺答仔细想了想，笑道：“只要灭了席书的军队，大同城就兵力空虚，而其他明军又不来救，大同城轻而易举就能攻破！”
老把都说：“大同城内钱粮无数，够我们吃好几年的。”
兄弟仨越想越兴奋，那可是大同城啊，山西行都司和大同总兵的治所，整个大同镇的粮草都要先运到这里储存！这属于专项军储，不跟地方财政挂钩，由兵部、镇守太监和山西行都司进行管理。
一旦攻破大同城，把那些军储粮草抢走，整个大同镇的官兵都得饿肚子。他们不但可以抢劫无数，还能削弱明军实力，今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六万蒙古大军，在大同镇东北部肆虐一番，又大摇大摆从大同城东部南下，而且行军速度非常缓慢，生怕走得太快席书追赶不上。
如今，山西行都司官员，已经被席书一锅端了。
席书有足够理由弹劾他们，即便抛开贪污之事不提，那些武官也连续两次弃城逃跑，把大同城连同军粮储备扔给兵变士卒。
若正常招抚，自然要稳住都司官员，利用都司去压制各级将领。
但既然王渊要彻底整顿，都司就是必须抓到手里的。没得说，都司官员全部流放，而新任官员还没赶来就职，一切暂时都由席书说了算！
大同总兵朱振，前段时间死于乱军之中，副总兵李瑾又在大同左卫城，大同府城现在完全被席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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