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起见，多尔衮并没有命令麾下发起进攻，同样在关外悄悄安营扎寨，同时又派出十几支侦骑侦查各处长城明军情况。
他不相信岳托五万大军在关内如此安静，一旦攻破几座城池逼近明国京师，明国小皇帝必然会抽调宣府和蓟州兵马入卫勤王。
那时便是两白旗破关的最佳机会，他和多铎率领四万人马摧枯拉朽杀进明国关内，绝对把明国京畿搅个天翻地覆。
为了尽快得到岳托在关内的情况，多铎和多尔衮派出的侦骑在关外靠近长城附近四处活动，希望能抓个明军夜不收。
可明军夜不收在他们到来后全部撤入关内，都拿着千里镜站在长城最高处看着关外建奴活动。
洪武大帝把统治中原近百年的蒙古人驱出长城，元顺帝退出长城仍滞留于近塞地区屯上都，仍称元帝，史称北元。
此时其统治机构还完整存在，残余兵力号称百万，企图依靠这些力量整复故都。
而刚刚建立的明政权对北元的存在深感为患，于是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朱元璋先后八次派大将率重兵征伐漠北。
燕王朱棣当了皇帝以后，从永乐八年到二十二年，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征，并死在返回的路上。
在明军强大的武装攻击下，北元内部发生分裂，长期互相拼杀，几代元主及拥立的太子都被部下杀死，部众离散，连帝号纪年都被遗忘了。
经过长期的部落争战之后，蒙古形成瓦刺、鞑靼两大部落，瓦刺居西，称西蒙古，鞑靼居东，称东蒙古。
由于他们被驱回漠北之后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许多生活必须品仰给于塞内。
有的部落和明政府保持着互市贸易和朝贡隶属关系。有的则不满足于这种关系，常常利用他们擅长骑射的优势对内地侵扰。
明政府对蒙古人也采取又打又拉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他们政治上的弱点促其内部分裂，支弱抑强。
忽而抑制鞑靼，安抚瓦刺，忽而又抑制瓦刺，安抚鞑靼。蒙古人则以明政府反复无常为借口兴师动武。
因此，北方的边患一直未除，明政府的防戍重点一直在北边。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取皇位以后，更加重视北方的边防建设，修复了若干地段低矮简陋的边墙。
在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防线上设立九座军镇，分地守御。
首先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原太原总兵驻在偏关，三边制府总兵驻在固原，也称二镇。相继又设宁夏、甘肃、蓟州，合称九镇，又称九边。
蓟镇在沿边九镇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蓟镇之重，首先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从东、西、北三个方面包围着京城。
号称京师西大门的居庸关距京城只有五十余公里，有京城铁门之称的古北口也只有百余公里，蓟镇有险，则京城震悚，蓟镇稳固则京城无虞。
特别是永乐初撤销塞外的大宁卫以后，更增加了蓟镇的防卫负担。
北方的军防重地大宁丢掉了，开平卫孤存塞外，无法拒守，宣德年间不得不移卫于独石口，原在大宁地区筑的城堡全部废弃。
这样一来，在辽东镇和宣府之间形成声援隔绝之势，京东、京北失去了大片缓冲地带，蒙古各部逼到近边，蓟镇所有关口都成了前沿。
蓟镇地区由塞外越边而入的河流甚多，形成关隘密集，在两千华里的防线上，大小隘口一百九十余处，重要的关隘也有四十余处。
历来兵家必争的险关要塞，至少有东部的山海关，中部的喜峰口、潘家口，西部的古北口、居庸关。
整个明朝二百多年，北边烽警年年皆有，尤其是北撤大宁弃开平，西弃哈密丢河套之后，几无安枕之日。
危及明政权命运的重大事变和战争，有如下几次:一是英宗正统十四年发生在宣府境内的“土木之变“。
明军五十万大军覆没，英宗皇帝当了俘虏，紧接着瓦刺部落挟持英宗进攻北京，发生了“京城保卫战“，明政权几乎倾覆。
二是发生在古北口的“庚戍之变“，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部酋俺答率大军进攻大同，大同总兵仇鸾贿赂俺答，求他勿攻大同而转攻他镇。
俺答便转攻古北口，一面佯攻，牵制守军兵力，一面从西侧的黄榆沟毁边墙偷袭而入。
古北口失，俺答乘势破蓟州，克怀柔，取昌平，下通州，纵兵四掠，直逼京师城下。
明廷震惊，戒严守城，急令各镇入京救援，俺答饱掠八日，才由古北口退出。
三是嘉靖三十八年的潘家口之战，鞑靼部的首领锡林阿，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先攻蓟镇东部的义院口和冷口。
蓟辽总督王抒调兵东进，鞑靼兵趁中部守军势弱之机，集中兵力攻破潘家口，渡过滦河抵三屯营，继而西掠遵化、丰润、玉田、蓟州等地。
待东援部队西顾时，鞑靼军又向东攻下迁安等地，饱掠以后由潘家口退出长城，此次入侵极大地震动了明朝。
四是洪山口之战，天启七年，后金皇太极攻宁远，锦州兵败后，于崇祯二年转攻蓟镇的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陷遵化。
随后继续西进下三河、通州，直逼京师城下，攻打德胜门、广渠门、芦沟桥、永定门，京师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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