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签们不但对皇子和地方大员的工作指手画脚，连他们的生活也要干预。南康王的长史王僧孺与一个官员的小妾私通，被南康王的典签抓了个现行，结果被抓入狱，丢了官职，过了很多年才重新起复。这说明典签不但对皇子本人，就是对州郡官员的私生活也有权干涉。
皇帝最怕外镇的皇子们与地方上的实力派相勾结。所以典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摸清楚皇子们与刺史、太守、将军们的关系。梁朝时，荆王萧眺与内史陈晚行友善，经常在一起喝酒吹牛，有时也会邀请当地驻军将领参加。这件事被典签王子切报告给皇帝，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皇帝还是将荆王召回，将他换到河东镇守，避免与原来地方势力勾结。
对一些图谋不轨的藩王，典签更是警惕性极高。南朝齐的鄱阳王萧锵想谋反，“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府，害之”。正是典签侦知了鄱阳王的阴谋，将一场反叛扼杀在摇篮之中。
典签还有一项工作任务是对藩王和地方大员的政绩进行评估，并可以影响到这些人的政治生命。根据《南史》记载，皇帝往往会将一郡之事悉数委派给典签，让他们“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写成奏章上报皇帝，对这些地方大员的去留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刺史得罪了典签，很大可能会被降职降级。比如齐武帝时江州刺史与典签不和，典签将刺史的工作成绩打上不合格，导致刺史被贬。
典签采取密折将情况上报皇帝，被看成中国最早的特务。他们使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秘密调查为主，手段上有别于黜陟使之类的钦差大臣那种明查。
为什么要给典签那么大的权力？
宋孝武帝是靠政变上位的，他的政变中，出力最大的戴法兴就是典签出身。所以孝武帝上位后，深知典签的能量，将典签的任用、选派之权收回到皇帝手上，将典签的职权也提升，作为监视地方大员的工具。《资治通鉴》上说：“至是，长王临藩，素族出镇，典签皆出纳教命，执其枢要”。作为皇帝耳目的典签制度正式成形。
魏晋时期作用官员采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士族在国家机关中占据多数职位，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特权，皇权受到很大限制。这些士族子弟过着优渥的生活，处理政务的能力很差，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是国家需要运转，需要有人出来做事，所以很多寒门子弟不计较名位的高低，对世家大族们不屑一顾的低等职位也趋之若鹜，希望通过这些职位发挥自己的才干。在这种一正一反之间，部门实权往往由一些职级不高的职位掌握，典签也由原来的处理文书、照顾藩王起居变成掌握地方权力的一个重要岗位。
在皇帝们眼中，掌握地方大权的藩王、刺史和将军们是需要提防的可怕的力量。历史上不乏从地方起兵最终夺取天下的先例，所以皇帝需要士族在地方上管理，又怕他们尾大不掉，即使由自己的皇子和兄弟出镇地方也不能让皇帝完全放心，特别是晋朝“八王之乱”告诉南北朝的那些皇帝们，自己人也未必靠得住。
而赋予寒门人士比较大的实权就没有上述的问题。因为寒门子弟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纽带，缺乏与皇权竞争的基础，所以作为皇帝信任的寒门子弟担任的典签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而且更容易得到皇帝的偏袒，将他们当作中央与地方争斗的马前卒。
典签权力过大，也给政治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典签权力膨胀，导致地方上的长官没有事务决断权，不少地方大员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与典签搞好关系上，对政务无心处理，或者一切唯典签是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也有一些典签利用手中的权力过分压制地方上的官员，引起了反抗或者激发了反叛。整个南朝时期发生过多起藩王或者刺史杀死典签反叛的事例。这些反叛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危害了皇权的统治，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当然，典签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最主要的是巩固了皇权，限制了地方上的一些乱政。比如梁武帝时，邵陵王萧纶性格暴燥，动不动就将百姓下狱治罪，或者杀掉，老百姓人心惶惶。正是萧纶的典簦将他的所作所为密报武帝，萧纶最后被搞撤职，“一郡心安”。
典签制是对南北朝时期监察制度的重要补充。当时虽然有监察制度，但中央委派的监察大员往往是士族出身，与各地士族担任的地方大员以及外镇的藩王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很难做到公平公正。而寒门担任的典签，往往会为了自己的前途，只忠于皇帝，他们和士族并无瓜葛，或者利益链接很少，往往能公正执法，仗义执言，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士族大家对老百姓的欺凌。
典签制造成了地方官员权力的流失，削弱了中央在地方上的统治力度。特别是做为地方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刺史的权力被架空或者分割，遇事无法及时处理，失去了地方政府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突发事件面前，更是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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