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你们需得配合大军从豪强大户手中把旁户给解救出来，并且让他们吐出多余的那份不属于他们的土地还给百姓。”
当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时，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窜到四川。五代时，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
直到宋初，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唐以前那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世族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占有大批“旁户”，供他们进行残酷野蛮的役使和剥削。
这种“旁户”即“佃户”，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
他们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旁户实际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农民。
而据王孚明派人打探到，这种旁户数目在各地占全区总户70%以上，有的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80%到90%，许多世家豪族往往拥有多达数千户以上的旁户。
虽然有的跟着王孚明他们一起起义了，但这也只是小部分，大多数旁户还是没有跟着他们造反的。
但王孚明又不得不管他们，毕竟，这些人如果安置不当，将来又会是另一个自己。
再者，豪强士族占了太多的土地，这是王孚明不能忍的。
整个唐朝就是世族经济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庄园农奴制经济的瓦解，同时伴随着国有土地下均田制的崩溃，唐中期确定的两税法就是对土地向官僚地主、形势户集中的一种应对。
这种发展随着五代十国时代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快速的过程，一方面是南方安定情况下财富的集中导致的土地集中，一方面是北方大规模战乱的存在导致隐匿的大量存在。
因为战乱，授田之类的正经工作是没有办法展开的，所以基本上都是采取了招集流散、鼓励垦荒、劝课农桑的政策，所谓任民开耕，使无地与少地的农民与国有荒闲无主土地相结合。
两税法开始的放开对农民人身的限制，加强对财产和土地征税，伴随着的就是从抑制兼并转向了不抑兼并，因为没有必要，只要能够清理好田亩，谁种都是要缴纳那一份税额的。
具体到宋朝，宋朝横扫后蜀的速度极快，也就没有对后蜀本身就比较麻烦的大地主进行打压，倒是有些家伙选择了献出土地，然而宋朝却是按地价给了钱以做拉拢。
这等于就是土地流转了一下而已。于是旧的土地占有者没有变化，新的土地占有者紧随而至，于是大量的客户佃农就成了川中广泛地存在。
于是相比以往国家直接征收较多的人头税和较少的田赋，并依靠将人束缚在土地上以完成各种服役，宋朝建立的是一套“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以之禄士，以之饷军，经费万端，其尽出于农也”的征税方式，理论上来说，没有自耕农也不要紧的。
皇帝和豪门贵族，争夺的最激烈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权利，可是权利是靠什么来获取的呢，当然是枪杆子，毕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枪杆子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追随和支持自己的士兵，来自于支撑这些支持和追随自己的士兵的源源不断的粮草，武器，装备等等各类物资供应。
对王孚明来说，追随和支持自己的士兵来自底层百姓。
而这些物资的供应需要一个庞大的、最好是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主要由什么样的人员组成呢？文职官员。
所以，王孚明只要保证好这两者的利益不受损失就好，至于其他的，在没有明确支持自己前，谁管他们啊。
“等你们把这些事情切实的完成后，差不多也就入冬了，那时，户部会开始量地，察人，定税，到时你们需得协助户部官员完成此次任务，在大明全境范围内，开展清田。”
“包括但不限于军屯的田地、被豪绅士族巧取豪夺的田地、被地主强占的土地、以及无人耕种的抛荒地、百姓手中现有的土地。”
“总之，户部要查出，如今的大明到底有多少可用之耕地，统一造册，然后按人头统一分配给百姓，所有人，包括官员、士族、豪绅、百姓等，只拥有土地使用权，所有权收归朝廷。田地清查分配完毕后，丁税并入田赋，各省府州县衙门，查清各处地亩多少，按亩均摊税赋。”
清田自不必解释，民乱四起就是因为土地兼并，要想大明长治久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清田即便再是艰难，都是必须要走的路。
为了减小阻力，王孚明只说收回豪绅强占的土地，地主阶级不可能一下子铲除，也铲除不了，否则天下地主全起来造反，他还真有点搞不定。
况且，将来要开发殖民地，还是得有人成为地主。
所以，王孚明只是强调了收回不法所得。
王孚明的这项政策，说白了就是摊丁入亩，再白话点，就是取消人头税，将收税的依据从人转移到田地之上，一户人家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而不是有多少人就交多少税。
这样不仅豪绅要根据自己拥有的田地多少来缴纳赋税，百姓也不至于不敢多生儿女，不仅如此，多余的劳动力再不必受限制，可以从事手工业以及其他营生，如果这条可以不打折扣的执行下去，必然可以极大的提高百姓们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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