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明不得不寻找新的棉花种植地，而且种出来的棉花也不再是都用于纺织棉布，而是用于直接作为棉袄的填充物。
江浙纺织业发达，但不产棉花，大明就由陕甘地方官员往河西走廊进一步开发扩张，扩大靠近西域地区的棉花种植。山东巡抚也在后世日照等地区一定程度扩大棉花种植，
把棉花源源不断运到工业附加值较高的浙江地区，利用当地的纺织业组织效率和劳动力密集度，批量生产成棉袄，由官府采购，交给类似“吉林将军”职权的黄得功手上，再派发给军屯部队。
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黄得功部借着政府统筹、军户屯垦的经验，竟渐渐摸索出一套类似于后世用兵团搞边疆地区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利用集中采购统一高效解决个人移民户无力解决的东西。
比如屯垦军的衙门统一提供棉袄、冬季供暖燃料、换取屯垦军收获粮食后比关内多缴两成粮食收成作为报酬。
发展到后来，黄得功麾下竟自然发展出了连屯垦居民连房子都可以由官府集中建造、一个垦屯的军户，把房子连在一起，至少有一面墙跟邻居家是挨着的，然后就可以统一挖一条烟道一起烧炕取暖。
东北地区在明朝以前没法大规模开发，说到底还是耐不住寒冷，取暖保暖成问题。棉袄可以统一采购，现在再把“集中供暖”给搞了，一排房子公用一条烟道烧炕，热量利用率就高得多，百姓砍柴搜集燃料的工作量也大大降低。
最后甚至发展出了百姓进一步略微提高农业收成上缴比例、换取官府统一供应燃料。而一旦官府统一供应燃料，也就不靠砍柴解决了，直接可以利用鞍山等地的东北煤矿，挖煤烧通炕集中供暖。
于是乎，大明的建筑业、采矿业、煤炭伐木业、棉袄成衣业……这些原本在自然经济下根本不怎么发展的经济门类，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虽然因为没有蒸汽机，无法进入工业时代，但至少也发展到了“大规模手工业”的巅峰状态，短短几年之内，商品经济水平已经全面逼近了南宋巅峰。
相信只要这样的商品经济继续繁荣，再配合大明科学院的自然生长，迟早能自发把更先进的工业动力制造出来的，至于是否是朱树人本人生前，倒是并不重要了。
而且，大明对东北的开发，除了对上述大宗、支柱的产业起到了巨大促进和推动外，还促成了很多零散的、对人民生活产生润物无声影响的新技术新事物。
比如，因为东北的寒冷，除了燃料烧炕和穿棉袄之外，还催生了一些其他的细节生活习惯需求，诸如对高度白酒的依赖。
科学发展到了17世纪后半叶，蒸馏酒技术当然已经不是难题，无非是是否能进一步优化蒸馏效率、降低生产环节原材料的浪费，增加出酒率。
因为东北开发的需求，白酒蒸馏技术得到了大规模的产业化磨合，大明的蒸馏提纯技术几乎是数年一个台阶地往上成长。
不但造出了更多高度白酒供直接饮用，还对医用酒精、碘酒和其他一些需要蒸馏提纯的化工材料形成了促进，让大明的化工科学也因之受益。
只是因为战乱结束年份还不算久，百姓虽然能吃饱饭了，但如果把大量小麦大米等口粮用来酿酒，还是会出现一定的粮食缺口。
好在大明已经开始在东北广种黑麦，大江南北广大半干燥崎区地区也都种了多年土豆。
而黑麦这种粮食作物，直接食用的淀粉转化效率比小麦要差一些，但用来酿酒的话，其中那些人类直接吃不易吸收的膳食纤维，也都能糖化酵化为醇类。
所以用黑麦酿酒，肯定比用小麦酿酒浪费更少一些，原材料利用效率明显划算——当然，如果是21世纪，黑麦比小麦还贵，人们普遍得了富贵病之后，就是喜欢吃膳食纤维高、就是希望让糖分淀粉少吸收少增肥，那么黑麦酿酒就比小麦亏了。
但17世纪的大明显然还不存在“营养过剩、肥胖、需要特地找不容易吸收的膳食纤维吃”的问题，所以黑麦酿酒简直太适合了。
除了黑麦之外，还有土豆酿酒也非常合适，因为土豆虽然产量远比米麦高，但长期储存的难度也要比米麦高很多，不适合作为一个国家结余的战略储备粮。
朱树人引导大明百姓广种土豆，算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此前只是口粮不足，土豆也都要用来吃，所以严控酿酒。现在战争结束，有粮食盈余，可以一定程度酿酒，那当然要优先鼓励土豆酿酒、储备米麦。
在明显的民间生产迫切之下，大明科学院当然需要让一堆“院士”想办法完善土豆和黑麦酿酒的技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能出几个“茅台院士”，那也绝对是利国利民，当受重赏、青史留名的。
可惜完全指望技术自研，显然会走很多弯路，周期太长，还容易出现“重复造车轮”的浪费。
所以这事儿当时流入朱树人耳朵后，朱树人又动了“拿来主义”的念头。他一回忆，貌似罗刹国的伏特加不就是黑麦酿造和土豆酿造的么。
于是他就高瞻远瞩地吩咐九边的曹变蛟、黄得功二人注意跟漠北罗刹皮毛商人、殖民商队的接触，想办法打探一下他们的高度酒来源，买点样品，最好再找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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