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年里，整整七百万原本出生于北方、因为灾荒战乱去南方当流民的人口，终于随着北方的重建，又回到了北方。朝廷还给回乡北方人福利，把因为战乱和人口减少而荒废的无主田地，重新划拨一个保底面积分给回乡平民，让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生产。
隆武六年当年，北方的口粮就实现了自给自足。
隆武七年开始，朝廷设置常平仓收购余量储备作未来的军粮，当年就在北方筹集到了两三百万石之多的余粮——这个数字绝对是温和购粮所得，并没有任何急于求成，不用敏感联想。
到了隆武八年，北方收购筹集的余粮进一步增长到了七八百万石之多，积蓄已经足够再次发起一波规模达数十万人的、持续一年以上的军事行动了。
同样，在这三年里，南方的农业生产虽然没有明显的进步，但工商业和科技的进步却非常明显。
从笛卡尔这样的科学家，到塔斯曼这样的探险家、地理发现者，再到沃邦这样的军事工程学家，统统在开放的学术环境内，为大明效力。杨森塔斯曼这几年还不断从刚刚结束了三十年战争的欧洲往大明挖人。
作为大明工部尚书兼科学院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朱树人的大舅子兼同年好友方以智，也是竭尽全力，为下面的科研人员提供最好最包容的研究环境和硬件条件。
工程师们在化学领域的进步是最明显的。自从六七年前、朱树人第一次搞出硝化纤维，也就是火棉以来，那种新式无烟火药原本生产成本很高，只能给线膛枪兵为主的少数先进、精锐部队使用。此后火棉的生产效率、成本一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观。
现在，在中西合璧的团队互相启发下，加上严密的研发管理、优握的实验室条件和激励制度，土法制硫酸、土法制硝酸和最终的火棉生产，都提高了数倍效率，
如今大明绝大多数的后膛装填火器，将来都可以统一配发无烟发射药了，也算是一场质变的军工实力升级。
而且化工产业的技术升级，对军事以外的提升其实更大。能更低成本土法制硝制硫后，还有很多副产品可以被捎带着弄出来。
朱树人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忍不住开点小挂，帮着提出了一些高屋建瓴的思想，指导技术人员们的研究。
比如，他可以启发工程师们，想象世界是由“无数基本微粒”构成的，有了西方科学家的加入，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古希腊哲学中那种近似于“原子说”的假设，也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
虽然要具体接受，还得通过实验证明，比如有人通过空气燃烧实验测气压、能证明自然界的空气中有大约五分之一是“氧气”，从而发现了这种助燃气的存在，还提出了“原子”的构想。
当然，历史上西方科学界从“单纯原子说”到后来更接近自然真相的“原子/分子说”，还需要大半个世纪的努力。这当中主要是道尔顿因为坚持纯原子论、不相信分子的存在，所以走了弯路，最后到拉瓦锡时代才解决。
但朱树人既然可以直接报答桉，他就可以不经意设计实验鼓励工程师们更好的发现真相。
比如他只要动用一点前世高中的知识，让工程师们想到去设计一个通过氧气和天然气燃烧后的气压比、体积比简单，验证反应前后氧气的体积，和反应后二氧化碳、水蒸气的体积比例，算出碳氢氧三元素在上述几类物质中的原子数比例。
如果一个实验不够，那就再配合一点其他辅助配套的碳氢氧燃烧实验，完全可以和大明科学院那些火药研究单位的日常研究结合着做。
当然，考虑到朱树人本人常驻北京，有些研究和开挂他不适合亲自出面，而北京那边又没有配套的科研院所，未来几年内朱树人也不可能浪费资源去北方复刻一套自立门户的科研机构，
毕竟如今科学发展还处在萌芽状态，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群策群力互相启发。如果另立门户，很容易出现“重复造车轮”的科研浪费，明末的通讯条件也不发达，科研人员分散之后，很难即时获取最新进展，容易瞎忙活。
所以，朱树人的很多先知先觉，只能依靠他的侧妃方子翎，以及他大舅子方以智的名义，挪到南京这边来发现。
好在朱树人已经是天降伟人，根本不需要太多名声，也不用跟科学家争什么名分，所以借谁的口表述都没关系。
几年下来，在朱树人的推动下，科学家们终于“自行”发现了原子和分子学说，认识到了微观世界的最粗浅入门规律。
朱树人把这些人从理论高度领进门后，后续的事情就容易多了。科学家们有了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好奇心自然就会驱使他们去合成更多的东西，把一大堆“容易摘取的低垂果实”纷纷拿下。
科学院中传统研究医学的部门，率先想到了用化学方法配合中药矿物，提炼更精纯的毒药和消毒剂，还有其他的杀菌外用药物，极大提升了大明的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水平。
有了原始消毒剂的世界，传染病和瘟疫的爆发率就能极大压制。
而火药生产部门，配合新时代的化学知识加成，也造出了更好的爆破用药。哪怕远远达不到后世诺贝尔搞的炸药的程度，但超越历史上西方19世纪中前期的早期炸药水平，却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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