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刘大夏府邸，这天黄昏时时分来了两位重要客人，分别是吏部尚书马文升和内阁大学士谢迁。
马文升是奉皇命过来跟刘大夏商讨出兵之策，谢迁的差事与马文升差不多，但他更像是来兴师问罪。
朱祐樘病体仍未痊愈，吊着一口气有一天没一天，朝廷上下群龙无首。
大明到弘治年间，能人才俊辈出，这是大明中兴灿烂的时代，也是有才学之人可以一展抱负的时代。朱祐樘作为弘治中兴的领路人，此时病入膏肓，朝廷上下顿时一片阴霾。
皇帝自从生病后就没再上过朝，见大臣都是在乾清宫寝殿内。朱佑樘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似乎皇位更迭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生。
“……陛下属意出兵河套，是在为太子登基扫平障碍，我等老臣更应为陛下分忧，将西北隐患彻底根除！”
马文升老成持重，他是吏部尚书，掌握了所有官员的官帽子，用显赫一时来形容毫不为过。但别人提及马文升，却总会想起他在兵部任上的丰功伟绩。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几十年对外作战不胜，自马文升开始才扭转颓势。
当然，刘大夏作为兵部尚书的继任者，做的似乎比马文升更加出色，当朝甚至有人开始拿刘大夏跟霍去病、李靖等人相提并论。
强汉盛唐既然都有骁勇的武将可以名垂青史，大明如今时值盛世，自然也得有才行，可纵观大明这一百多年来的文臣武将，要说唯一一个能跟卫青、霍去病和李靖这样功劳卓著的武将相提的，也就一个蓝玉。
可蓝玉是什么人？那是罪臣！大明历代皇帝就算敢为朱允文正名，也不敢给太祖钦定的要犯翻案。
好在到了弘治年间，先有马文升，后有刘大夏，马文升平的是哈密，刘大夏败的则是鞑靼，高下立判，别人更愿意推崇刘大夏的功劳，其实是推崇大明弘治盛事，变相为弘治皇帝歌功颂德。
刘大夏道：“陛下谈及西北之战，追溯到庚申年吾从西北归来，当时陛下曾问是否能将鞑靼覆灭，但那时于乔上疏陛下，提出以宽抚、离间分化之策，利用鞑靼内部的纷争，收拢兀良哈等部族，使得其长期陷入分裂，无瑕南侵。”
“自此以后，陛下经年未曾提及西北时局，直到去年年底，陛下身体大不如前，这才重提西北旧事，多次传召我进宫商讨，偶尔彻夜商谈，我心知陛下要为太子登基做准备，只得勉强同意……”
谢迁冷声道：“时雍，你要助陛下平定河套，彻底解决边患，那是你一片赤胆忠心，可为何要拉上沈溪小儿与你同去？”
刘大夏瞪大眼睛看向谢迁，显得无比震惊，显然没料到谢迁已知晓此事。
马文升看了看生气的谢迁，又看向刘大夏，问道：“时雍，到底是怎么回事？陛下不是派你出征吗，为什么与沈溪又有牵连？”
这下刘大夏面子有些挂不住了，他拿起茶杯，轻轻一叹：
“陛下尝问，庚申年可破鞑靼，是以为何？吾便将当时可胜之要素提及，其中沈溪曾在榆林卫城外与鞑靼骑兵一战，是为战引；之后他主动请缨与牛车火炮于榆溪南岸相助于我，是为后因；鞑靼轻兵冒进，以至于前军后军首尾不能相顾，这是外因；将士撤守河岸并无退路，奋勇死战，是为内因；榆溪河一战可胜，天时居功其三，地利居功其二，人和居功其一，另外四成功劳，若说我将士记功三成，那沈溪必当记最后一功！”
谢迁听刘大夏说得头头是道，最后把功劳分了分，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只把一成的功劳归在沈溪身上，旁边马文升居然还在捋胡子点头应和，这让他心里越发气不过。
“时雍，扪心自问，这可是你的肺腑之言？”
谢迁不满地说道，“沈溪小儿虽滑头机巧，但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出兵，于榆溪河一战拼死搏杀，方使我大明三军将士转危为安，你就记他一成功劳？”
面对谢迁如此强硬的态度，刘大夏不由摇头苦笑，马文升知道谢迁是关心则乱，对此充分表示理解。
在沈溪面前，谢迁绝对老气横秋，无论是功名官位，谢迁都远在沈溪之上，沈溪不是状元吗，谢迁也是状元！
沈溪是翰林官，谢迁也是翰林，而且还比沈溪多做了几十年学问的翰林，沈溪在谢迁面前随时都得保持低调，不能耍滑头。
但谢迁在刘大夏和马文升面前，就完全是个有些不识相的“后生”。
马文升和刘大夏，一个七十多岁，一个六十多，比谢迁这个五十多岁的“少壮派”更有资历，所以三人间说话，马文升和刘大夏总是尽量保持一种前辈高人的态度，而谢迁本应该跟沈溪对他的态度一样恭恭敬敬，可事实是谢迁一向能说会道，骂人不带脏字，再加上论才学，谢迁的确强过马文升和刘大夏太多，以至于每次两个老家伙面对谢迁这个“少壮派”，都会有一种有力使不上的感觉。
“于乔，你别责怪时雍，时雍在表功时，未曾给自己记半分，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将士拼杀，都不过是虚言，陛下也应该听出，其实沈溪的功劳应该最大。”眼见会面有不欢而散的趋势，马文升不得不替刘大夏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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