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直接发明某项技术的工匠可授予格理院翰林学士正六品的官衔。
在居住当地，可建造相关表彰性的牌坊，流芳百世，子孙尊荣。
提到把行业经验和秘密贡献出来，可以获得封爵的奖励，还可以有官职，有牌坊。
而获得封爵封官的冶钢家族，即便家道中落，以后也可以向朝廷申请从钢铁税收里领取部分作为生活补助，包括读书求学的资助，不至于彻底穷困潦倒。
这些钢坊老板终于大为心动。
毕竟他们赚钱，追求的也不仅仅是挥霍享乐，也是希望以此能获得世人之尊敬礼遇。
既然贡献出行业经验，就能获得官爵，受人尊崇，而且子孙后代的生活也能有保障。
那又何必死守陈腐陋规呢。
于是纷纷表示，朝廷既然有此需要，他们自然义不容辞，加以配合。
钱谦益露出满意的微笑。
他预计这个措施在南直隶试点成功后，可以向全国推广。
很快优质钢铁的产量就会有迅速增长。
水涨船高，在钢铁质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这些从业者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自然会再设法研究出新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来。
对冶钢业的这番鞭策革新初见成效后，钱谦益又对弓弩制作、刀剑矛叉的制作、鸟铳火炮的制作采取类似办法。
意图就是提高质量，扩大产量，确保大明生产的武器质量和数量对敌人都有碾压性的优势。
而江南独步天下的能工巧匠自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原先获取暴利的是制作那些给富人显摆生活品味格调的各种高档用品器具。
而现在能获取暴利的则是各类武器制作。
武器行业其实也可细分成不同档次。
从普通市民都能买得起的大规模制作的普通品，到富人定制的高档品，这期间的价格差距自然是相当巨大的。
普通武器获利关键是薄利多销，想办法在保证一定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规模是关键。
而高档品则是不惜工本代价，质量越高越好。
但这两档也不是完全隔绝的。
有些聪明的工匠和商人，在长期制作中，能发现一些巧妙的办法诀窍，让原本属于高档质量的武器生产，也常规化，规模扩大化。
这样的工匠和商人，就能打败竞争对手，获取利益就会更多。
逼得高端品的制造工匠，想出更多提高档次的办法。
对朝廷来说，自然是乐于看见这样的情形发生。
崇祯看到钱谦益的奏疏报告，大感欣慰。
他知道，这意味着大明原本浪费在各种富人花天酒地的财富和人力物力，现在正在源源不断的注入到钢铁冶炼和武器生产领域。
武器的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是不停的进步。
江南之地的工匠的水平，岂是建夷那边的工匠所能比肩的。
当然建虏的工匠基本也都是原先辽东汉人工匠。
但辽东比起江南来各方面水平毕竟要落后许多，工匠技艺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明的机器运转一到上了轨道，武器质量这块对建夷形成碾压性的优势是不成问题的。
新政落实推广后，向北方运送更多的物资，包括粮食、武器等等的紧性也增加了。
钱谦益想到了海运问题。
如果能振兴海运，甚至逐步用海运代替河运，那带来的巨大利益是多方面的。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钱谦益自己心血来潮才想到的。
明代早就有不少大臣提出过应该用海运代替漕河运输。
这其中以弘治时期担任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一代名臣丘浚的观点最为鲜明。
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论述了海运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是更节省运输经费。
丘浚说，河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而海运比陆运可以减少运费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也就是海运比起河运来至少节约运费一半多。
而且使用海运，南北货物的来往运输，就可以不再受制于运河拥挤堵塞，南北货物更加畅通无阻，必然让国家更加富裕。
用丘浚的原话是：“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今日富国足用之策莫大于此。”
针对质疑海运者渲染的海上风波险恶，容易飘溺失事，造成更大损失。
丘浚用元史中记载的历年海运数据统计论证，海运造成的货物和粮食的损失其实要小于河运的损失。认为海运就会损失更大，只是想当然而已。
更何况海运带来的好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运输更畅通，还能通过海运能培养出大量熟练的航海人才，造船人才，也可以让国家拥有一支现成的海上力量。
把熟悉海运的士卒转换成海上作战的军队，也很容易。
丘浚将海运的重要性提到了非常高的高度，他说“此乃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
钱谦益对丘浚的这些议论深有同感。
他把丘浚关于振兴海运的议论附在奏疏里上报朝廷，请求朝廷批准，准许江南从少至多，逐步用海运代替部分漕运。
甚至一些运送往东江镇诸岛，运送往鲜国的物资和军器，可以不再先由河运至北方，再转海运。
而是直接从太仓出发，走海路往北运往东江，这样减少了许多中间环节，对东江镇的支援会更加迅速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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